发表时间：2020-11-09 14:07
田广福亲自跑了一趟联防站，才将魏东晓和蔡红兵等几名联防队员领出来，魏东晓也因此知道，那晚逃港事件的严重程度，比起1962年那次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历史上总共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逃港潮，分别是1957年、1962年、1972年，前前后后几十万人参与了逃港，逃港的群众不只是广东土著，更有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广西等地的百姓。他们基本上采取走路、泅渡和坐船这三种方式，走的是东线、中线和西线。大多数人喜欢走西线，从蛇口、红树林一带出发，游过后海湾，顺利的话，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。从大鹏湾划船过去或者泅渡过去最危险，所以那儿防守最弱。
魏东晓心急如焚，不知道杜芳跟蚝仔怎么样了，也不知道东旭跟阿琴会不会顺利过去。他先是跑去杜芳娘家看了一眼虾仔，孩子正在发烧，嘴里不停地说着胡话，不是喊妈妈就是喊弟弟。外婆不停抹眼泪，说没事的，就是吓到了，她已经烧香拜过海神娘娘，不会有事，让魏东晓赶紧去找阿芳跟蚝仔。
风雨过后的罗芳村，空气清新，海风和煦，但触目所及，却是千疮百孔。魏东晓一步步走进村子，他走得很慢很轻，生怕不小心会吵到了谁。他看到了几个昨晚在东旭婚礼上吹唢呐的老人，垂头丧气或坐或站在那里。魏东晓走过去，还没开口，就有老人指了指陈大尧家。魏东晓心里纳闷，想着该不会是陈大尧回来了，急忙冲进去，却看到院正中央摆着棺材，里面躺着陈大尧的父亲，眼睛直对着天空，表情凝固，显然已经去世多时了。魏东晓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。他们合力埋葬了陈父，往回走的路上，迎面跌跌撞撞走来一个女人。
“秀姐。”蔡红兵认出来那个女人。秀姐如同没有看到他们，眼神空洞，依然往前走着。“秀姐。”蔡红兵又叫了一声。秀姐才停下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红兵：“蔡红兵，你看见我男人没？”
蔡红兵有些失望：“人太多了，乱糟糟的，没看到……没消息吗？”
秀姐忽然笑了：“不用找了，都回来了，都漂着回来了！”
众人面面相觑。
秀姐笑着笑着，忽然哭了起来，越哭声音越大：“都回来了，都再也不走了！”
魏东晓怔怔地看着秀姐，突然他想到了什么，疯狂地向前跑去。众人一看不好，也向前追去。他不知道摔了多少跤，待跑到海边的时候，已经是全身泥巴，胳膊上和腿上都被划了几道口子，但魏东晓顾不上了，只见海滩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尸体，几个捞尸佬还在忙碌着。他还想往前走，却被几个穿着白大褂、戴着白口罩的民警拦下了。
民警指了指一边临时搭起来的帐篷：“家里谁失踪了，先去那边登记，把名字写下来。”
一时间，魏东晓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他不希望在这里提及那几个名字，好像说出来，他们就要躺在那里。他无论如何不希望他们死，哪怕是逃到了香港，他也希望他们活：“没……没人失踪。”
民警：“看热闹？真是什么人都有，快走快走！这时候来看热闹！”
魏东晓执拗着不想走：“同志，其实我……我是捞尸佬，我去埋尸体。”
民警：“早说啊，你在这里登记下。”
民警拿出一个笔记簿，递给魏东晓。
魏东晓拿起拴在笔记簿上的笔开始写字，眼神不住地瞟向海滩。
那天，魏东晓一刻没闲，把所有力气都用在了挖坟埋尸体上。庆幸的是，他看了每一具白布下的尸体，没有杜芳、蚝仔，也没有东旭跟阿琴，他的心稍稍平静了些。
这时候，蔡红兵来了，他跟工作人员打了招呼，看看魏东晓，欲言又止。魏东晓看着蔡红兵也没说话。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。走出人群几米后，蔡红兵还是开口了：“后湾那边……找到了阿琴的尸体……还有东旭的……”魏东晓身体发软，几乎站不住，蔡红兵一下子扶住了他。
魏东晓抓着蔡红兵的胳膊：“还有别人吗？你嫂子和蚝仔……”
蔡红兵肯定地说：“没看见她们！东晓哥，都这样了，你自己得挺住。”
蔡红兵送完信儿就又忙去了，魏东晓根本没回家，他在后湾附近的海边徘徊，那里有战士巡逻，根本不允许靠近。他躺在沙滩上，望着黑黢黢的夜空，夜幽暗静默，像是要将他吞噬。一夜未合眼，天刚亮，他就跑去了遗体申领登记处，找到东旭和阿琴的尸体，用蔡伟基的拖拉机拉到他家祖坟处，匆匆掩埋了。“东旭，阿琴，别怪哥，哥还得去找你嫂子和蚝仔，等回头一定给你们立碑。”说完，魏东晓又开着拖拉机去了收容所。
收容所的外头排队站着很多被抓的逃港人员，正在一个个登记，登记完就进入收容所的帐篷。魏东晓确认了好几遍，没有叫杜芳和蚝仔的，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——或许，她们真的到了香港？就在他准备走时，一辆吉普车开过来，车上下来了宝安县书记方向东，一同下来的还有蔡伟基。
蔡伟基一眼看到魏东晓：“东晓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魏东晓想说来找老婆孩子，可是话到嘴边却噎住了。
“这是方书记。”蔡伟基拉着魏东晓介绍。
“我知道。”魏东晓看着方向东，冲方向东伸出手，“方书记，您不记得我，我可记得您。我是1969年当的兵，那时候您是县革委会主任兼武装部部长，我们那年十二个新兵都是去工程兵部队，您亲自送的，您和我们支队长王光明是战友。”
方向东：“哦哦哦，我想起来了。1976年春节，县武装部开拥军优属联谊会，你正好回家探亲，我们会上见过！你是哪个村的？”
魏东晓：“罗芳村。”
方向东的脸色突然变得凝重了：“这次逃港事件，罗芳村可是重灾区啊！”魏东晓沉默了。
蔡伟基打哈哈：“东晓，方书记是来开会的。到点了，进去吧，方书记。”
方向东随众人走进去，魏东晓却一把扯住蔡伟基：“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的伤好了？”
蔡伟基：“上面来人，我能不出来吗？咱们罗芳村可是被点了名的。刚才车上方书记还说，省里都知道这件事了，都发了火。我先进去了，你等等我。”魏东晓一把拉住他：“我也想进去听听。”
“你……”蔡伟基不情愿地看看魏东晓，“你就别进去添乱了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”蔡伟基说完就进去了。
魏东晓躺在拖拉机车斗里，一直睡到天黑了，才被说话声吵醒，坐起身，正看到方书记要上车。魏东晓想都没想跳下车斗，直奔方书记过去：“方书记。”
方书记停下，看着魏东晓：“咦，你这个同志，还没走啊。”
魏东晓看看蔡伟基，蔡伟基冲他挤挤眼，示意他不要乱说，他不理会，冲着方向东就说：“方书记，您可不能不管，整个罗芳村都空了。”
方向东讶异地看看蔡伟基，蔡伟基只好低下了头。
方向东：“蔡支书，你对我说老实话，这回罗芳村到底逃了多少人？”
蔡伟基小声说：“有四百多。”
方向东：“具体到底多少？没个准数吗？你是怎么当这个支部书记的！”
蔡伟基：“统计出来了，罗芳村这次逃港人数一共四百二十一人，死亡十三人，被追截回一百五十七人，村里还剩七十六人，大多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”
方向东叹了口气：“十室九空啊。”
魏东晓：“方书记，我想跟您打听打听，有没有机会去香港，我想去那边找老婆儿子。”
方向东惊讶地说：“你是部队的军人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去逃港，连想都不能想。”
魏东晓：“是。方书记，您放心，我绝没有这个想法，我只是想把老婆儿子找回来……”
方向东：“东晓同志，很遗憾，我告诉你——虽然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，但是，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交流，包括正常的商业往来、民间往来还很不正常。你是现役军人，要想按照正规渠道去香港，恐怕比较困难啊。”
魏东晓哀求道：“方书记，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”
方向东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又想了想，“但是有个事，需要你们帮我去办，而且一定要办好。”
蔡伟基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方向东：“你们罗芳村，还有附近几个村的基层党支部都瘫痪了，你们去把这几个村子一一作个统计，我要具体逃港人员的名单，包括死亡情况。留村的人员和党员干部的情况也需要把握。我要准确数字！”
魏东晓和蔡伟基异口同声答应着。方向东连夜走了，他要去另一个收容所，那边跟这边一样，正源源不断地被送去逃港人员，并且已经人满为患了，如何妥善处理，是收容所面临的难题。
第二天一早，魏东晓就跑到公社邮电所去给部队发电报，他要请假去找老婆儿子。可公社邮电所的电报机是坏的，要半个月后才有人下来修，魏东晓不干了，说你拿过来我看看。邮电所的小姑娘不敢决定，索性叫来所长跟魏东晓对话。蔡伟基给魏东晓做了担保，说他在部队是学通信的，试试，说不定就修好了。魏东晓也不客气，上来就将电报机拆得七零八落。
“县局里的技术员上个月还来修过一次，说是一个电子管坏了，要等零件。”看着一桌子电子元器件，小姑娘有点担心魏东晓的水平，又不好直说，只好变着法提醒。
魏东晓用电表测着一个电容：“放心吧，很快就修好了。”
蔡伟基到底不放心，拉了拉魏东晓的衣服：“我说，修不好也没关系，别把机子弄坏……”
魏东晓眼一瞪：“本来就是坏的好不好！”
蔡伟基：“好好好，你慢慢修！”
最后，电报机真被魏东晓捣鼓好了，所长再三感谢，夸魏东晓真是人才。蔡伟基也觉得脸上有光，得意地说以后有问题找他兄弟就行。
魏东晓赶忙给部队发了电报，两人这才出来，半天时间被耽误过去了。开着拖拉机回村里的路上，又看到方向东的吉普车停在路中央，方向东和一个老者在旁边说着话，司机和秘书在忙着修理。方向东和老者听到拖拉机的突突声，都朝这边看过来。
“怎么了，方书记？”蔡伟基在车斗里远远地喊。
方向东认出了蔡伟基和魏东晓，笑了，他打量着拖拉机：“还是这东西好使，跑这样的山路，就得这种车。”
跟方向东在一起的老者不是别人，是省委副书记梁鸿为。他跟方向东是1968年在劳改农场就认识了，这次专门下来处理逃港事件。
“车坏了？”魏东晓问。
“嗯。老家伙了，还是抗美援朝时候缴获的。”方向东回头看了一眼：“你们是要去哪儿？”
“回村里。”蔡伟基回答着，“书记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方向东看了一眼梁鸿为。“这是梁副书记，想到下面去看看，这样，就用你们的拖拉机拉着我们，去罗芳村。”
蔡伟基有点受宠若惊，又开始了担心，不知道田广福知不知道这件事，就这么越过了自己的直属领导，是不是不好。魏东晓可不管这些，等梁鸿为跟方向东坐稳了，开起拖拉机就跑。
此刻的田广福，还带着一群抹了红脸蛋的小学生在路边等着呢，孩子们手里都拿着红花，正在练习“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”，田广福则不停向路尽头张望，纳闷着领导怎么还没出现。
殊不知梁鸿为是最烦表面工作那一套的，所以来的路上就跟方向东提，避开公社，直接去最下面看实情，谁知道半路上车坏了，将两个人晾在路上。要不是魏东晓跟蔡伟基，这两个人到天黑都可能走不了。梁鸿为是铁了心要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的，昨晚他住在了县招待所，天没亮被蚊子咬醒了，索性到街上走走，却看到几个脖子上挂着“偷渡犯”牌子的人在扫大街。那一刻，梁鸿为血直往上涌，他走过去，将其中一个女人脖子上的牌子摘下丢到垃圾堆上，可他前脚刚走，那人就将牌子捡起来，再次挂到脖子上。这不是我们国民该有的状态！梁鸿为在心里告诉自己。贾谊说，为人臣者，富乐民为功，贫苦民为罪。一方水土居然养不活一方百姓，身为父母官，还有何颜面见父老乡亲！
除了罗芳村，他们还走了附近的几个村子。梁鸿为的眉头就没舒展过，一直皱着。傍晚，田广福接到消息，领着镇公社和各村一干人到路上来迎接。与其说迎接，不如说是堵。田广福笑眯眯的，让人看不出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梁鸿为也豁达，说既然大家都来了，那咱们就近找个地儿开个会。地点选在了罗芳村的打谷场。
公社各村的支书都来了，田广福主持：“按照省委梁副书记指示，我受宝安县委的委托，代表……”
方向东挥挥手，打断田广福的话，大声说：“套话就不要多说了！”
梁鸿为拍了拍方向东的手，示意他少安毋躁。
田广福看了眼方向东，有点尴尬，声音小下来了：“……这次，这次省委梁副书记下基层，对我们触动很大，（嗓门不自觉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激昂）教育很深。我们知道，凤凰公社的工作还有许多方面做得不够好，个别乡村依然缺吃少穿，十分贫困……”
这类套话显然大家都听习惯了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反倒是魏东晓很不适应，忍不住跟蔡伟基抱怨：“公社田书记多实在的人啊，怎么一开会就变了一个人了？”
蔡伟基用胳膊捅捅魏东晓示意他别乱说话，依然假装聚精会神地听着。
田广福越说越起劲儿，提出要面对现实找差距，狠批“四人帮”，认真贯彻执行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的方针，争取早日实现三年变面貌，五年粮食翻一番。方向东终于听不下去了，站起来制止了田广福。田广福的眼睛依然是笑眯眯的样子。
“哟，方书记批评我了，好了，我的话就到这里。下面请梁副书记给大家发表重要指示！”田广福说完，自己带头鼓掌。
其他村支书也响应田广福的号召，纷纷鼓掌，蔡伟基的掌声尤其热烈。魏东晓看不惯，用胳膊碰碰蔡伟基，蔡伟基停住了。所有掌声都没了，整个现场突然很安静。就在这时候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堆虻虫，嗡嗡地盘旋着，在静默中听起来如同轰炸机一般刺耳。“阿嚏——”这个喷嚏来得很不是时候，大家闻声都纷纷回头看。魏东晓觉得很尴尬，低下头来。
梁鸿为：“同志们，改革开放，百废待兴。应该说，这次下基层，对我的触动很大，教育很深。我想对大家说，同志们呀，我们不要再空喊口号了好吗？逃港问题如此严重，究其根源，在座的都有责任！”
田广福依然笑眯眯的表情。
梁鸿为继续说着：“前些年极‘左’路线的时候，逃港被扣上了‘叛国’的大帽子，这几年，中央还有省里三令五申，偷渡不是政治问题，是群众的一种经济上的选择，早上我给省委齐书记打电话，把看到的这幕告诉了齐书记。齐书记说，应该给我们全省的干部脖子上挂个牌子！”他环视着每一张脸，“牌子上该写什么字？你们自己想想吧！”
方向东也坐不住了：“各位同志，今天梁副书记和各位同志专门跑到我们宝安来开这个现场会，目的何在？宝安县是逃港的重灾区，能解决好宝安的逃港问题，就能解决好全国的逃港问题。”
一个中年人插话：“方书记，国际上对我们逃港情况反应很强烈啊，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偷渡情况，有的报纸还说我们大陆‘政局不稳’，说我们共产党对局势‘失去了控制’，这对我们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”
一个干瘦的老人：“外逃实质上就是要反党叛国嘛！对偷渡逃港，我看就要严厉制裁，解放军也要上去，把口子堵住。”
方向东：“我们宝安的县城深圳，人口不到三万，城里最高的建筑就是个五层楼，街道狭窄，市容破烂，就两条小巷子，一条叫‘猪仔’，一条叫‘鱼仔’。”
大家哄笑起来。
方向东接着发言：“深圳只有的一条街，百把米，街头点一根烟，走到街尾，烟就抽完了。生产总值不值一提。深圳的‘圳’字的意思就是小水沟嘛，还有很多人还把‘圳’念成了‘川’……深圳边上还有一条河，历史上有个好听的名字叫‘明溪’，后来干脆就叫深圳河了。我想说的是，站在深圳河的边上，往对岸望去，那就是香港！”
梁鸿为：“隔着一条河，深圳河，我们能看得到香港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！”
田广福：“梁副书记，我们这里许多老宝安县人说，宝安县三十年没生小孩。”
旁边的干部说：“怎么可能？开玩笑吧？”
方向东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：“是开玩笑，几十年怎么可能没生过小孩？可统计数字却是千真万确的。宝安县十年人口增长不过八千来人，增长率0.26%，还有几年出现负数。沙头角差不多一千多户，五千多人口。这不就等于三十年没生过小孩吗？”
田广福：“再不想办法，我们宝安人都跑光了。逃港的人那么多，结果我们宝安搞出了个新行业，叫捞尸行。我们宝安县专门干这个的有两百多捞尸佬。蛇口水警派出所有规定，捞尸佬埋一具被淹死的偷渡群众尸体，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十五元，尸体腐烂掩埋困难的，二十。”
魏东晓腾地站起来：“我能说两句吗？”
大家都看着魏东晓，交头接耳。
梁鸿为点点头：“说吧！”
魏东晓：“要我说，就是一个字，穷！我们罗芳村，有的人家没有壮劳力的，一年到头的工分加起来也不过几百块，要不是穷到一定程度，谁愿意去赚这个捞尸体埋尸体的钱？！”
方向东：“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，里面全是我们宝安罗芳村逃港过去的人。以前管得不严，罗芳村的社员能拿到边境耕作证，白天就过去香港那边，在资本主义地盘上耕田干活，晚上再回我们社会主义这边生活。香港那边的东西我们是不允许带过来的，那大家只好吃饱了肚子再回来。许多人白天从耕作口过去，晚上就再也没回来了。后来政策变了，不让过境干活了，耕作口一封闭，罗芳村的人就跑去后海湾扑海，一晚上逃走了几百人。”
魏东晓：“刚才罗芳村的蔡支书对我说，我们罗芳村，人均年收入一百三十四元，香港新界的罗芳村是多少？一万三千元！这相差多少倍？”
梁鸿为：“收入差距如此悬殊，人心怎能不向外！两年前，小平同志在叶帅陪同下曾经到过宝安和深圳。省里有人把逃港事件捅到了小平同志那里。齐书记告诉我，小平同志当时说了两句话……”
所有人都盯着梁鸿为，等待那两句话。
梁鸿为停顿了一下，说出了那两句话：“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。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。”
一片沉默，接着的，仍然是沉默。
梁鸿为继续说：“同志们，对饥饿中的群众大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是没有说服力的。这些天，我走遍了沙头角、莲塘、皇岗、水围、渔农村、蛇口、渔一大队，基本上上次齐书记走过的地方，我又走了一遍。我们解放三十年了，香港那边很繁荣，我们这边很荒凉。看起来，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出了问题，农民负担很重，只要政策对了头，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，偷渡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。”
方向东诉苦道：“齐书记支持我们宝安在中英街搞点边贸，可是没多长时间，就有人打小报告，一直捅到中央去了。”
梁鸿为：“我觉得你们宝安可以接着搞嘛，把外贸基地规划好，还是有干头的，看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，什么价高、赚钱多，就种什么、养什么。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，农民能增加收入，就大胆干，不要动不动就拿什么主义的大帽子扣下来，资本主义有些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学习学习。”
蔡伟基低声嘟囔：“梁副书记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。”
魏东晓握着拳道：“光是敢说还不行，还得敢干。”
蔡伟基瞪一眼魏东晓。魏东晓眼睛瞪得溜圆，听着梁鸿为和方向东的讲话，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，像种子一样落在他心里，一点点生根发芽……
当晚，魏东晓失眠了，梁鸿为和方向东的话不停在他脑子里转，他坚信国家是要有动作了，坚信未来会大有可为。第二天一早，魏东晓将婚宴的所有东西都收拾整理好，他要把家弄干净，把老婆儿子找回来。忙完这些，他坐在板凳上写复原申请书。蔡伟基送过来电报，看他在写复原申请书，很惊讶。“你好不容易提干了，再熬几年，熬到了正营，老婆孩子就可以随军了嘛！”蔡伟基说完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立马打住话头。
魏东晓看了电报，说：“王支队长准了我的假，他还说部队突然接到通知要整编。”
蔡伟基：“你们工程兵部队，能整编什么？”
魏东晓：“不清楚。准假就好，我现在需要时间找阿芳跟蚝仔。”
蔡伟基一下子揪住魏东晓的衣领：“你可不能逃港。”
魏东晓：“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逃港的，我是要找老婆儿子。”